凶礼是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所列五礼之一,其纲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,统摄丧、荒、吊、禬、恤五目。五目分别针对死亡、饥荒疫病、水火祸灾、战败被围与寇乱流离,各有所哀,各立专礼,合为古代国家应对忧患的礼制总纲。本文梳理凶礼的称名源流、五目所哀之事与分立之责,只作古代礼制现象的记述,不作预测判断,兼及今人对这一总纲的认识变化。
凶礼之名,见于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,其纲曰以凶礼哀邦国之忧。析其名义,凶谓患祸,礼谓节文,合而名之,见先王不以忧患为讳,而立礼以处之。古者礼分五科,曰吉、曰凶、曰宾、曰军、曰嘉,凶礼居其一,专司邦国遭逢患难之时的哀恤之事。吉礼祀神、宾礼待客、军礼整众、嘉礼亲亲,各有其用,唯凶礼一以忧患为对象。大宗伯为春官之长,掌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示之礼,以佐王建保邦国,凶礼即其职掌之一端,由其总其大纲。所谓哀者,非徒有悲戚之情,乃是就死亡、饥荒、祸灾、围败、寇乱诸般忧患立为定制,以礼文表达恤问与救扶之意,使哀不徒发乎内而形诸外。本篇只就凶礼统摄五目的名目、总义与各自所哀之事作梳理,属古代礼制现象的记述,不作预测判断,亦不构成对任何效果的承诺。五目分立而统于一纲,可见其时已将人间忧患分类处置,各有所归。
《大宗伯》列五目而以凶礼统之,其目各有专名,所哀之事亦各不同。五目之首为丧礼,所哀者在死亡,谓人死而亲眷哀戚,邦国为之制礼,以送死安生。次为荒礼,所哀者在凶札,即岁歉饥馑与疫疠流行,田谷不登、民多疾疫,民不聊生。三为吊礼,所哀者在祸灾,如水火之患猝然及人,宫室闾里被毁,民失其居。四为禬礼,所哀者在围败,谓师旅失利、都城被围,国势危急,社稷倾危。五为恤礼,所哀者在寇乱,谓内乱外患并作,攻掠相仍,流民失所。五事各异,或关乎一身之终,或关乎一方之众,皆邦国所当忧者,故总以凶礼统之,各立专名以相别。此五目只各举所哀之事与名目大义,至于其间详细仪节、差等次第,另有专条论列,此处不赘。古人以休咎系于人心,本篇则仅述其礼制名实,不作预测判断。
古之王者,设官分职,凶礼五目即其恤民之政的礼制表达。五目分立,各有攸司,其意在使天下之忧皆有所归、所哀之事皆有专礼,无一患而无礼以处之。死亡则主于丧,使哀戚有节而不至于灭性,送死之事有所遵循;凶荒则主于荒,使恤民有政而不至于流散,生民之命有所维系;祸灾则主于吊,使慰问有使而不至于漠视,受灾之家有所慰藉;围败则主于禬,使援救有礼而不至于孤危,倾覆之邦有所依托;寇乱则主于恤,使安集有方而不至于溃散,流离之民有所归着。分而治之,则责任明确,五事各有专司;合而统之,则哀恤之情一贯,同归于忧民之一念。此非仅为仪文之辨,实寓古人以礼节哀、以政济众之念:既承认忧患之不可免,又以制度使人相亲相恤,共渡时艰。本篇所述,止于五目分立之大义,不作预测判断。
在古制之中,凶礼是王朝礼制的重要纲维,邦国一遇忧患,礼官即依其类别定其仪文、遣使慰问,兼具政治措置与伦理教化之效:一则示朝廷之不遗一方,二则使哀恤之情有所归着。及至后世,五礼之制渐不用于世,凶礼亦随之退出实际行用,其五目之名多存于礼书注疏与典章记载之中,今日更多作为礼学与史学的研究对象而存在。人们研读其五目分立之制,重在观察古人如何以礼乐制度回应患难、安顿生者之情,而非沿袭其仪、求其效验。若就制度史言之,凶礼总纲的流变,正可见礼制由治世之具转为学术之材的一端。古今之变,在于它由治国之典转为可考的文化文本,其重哀恤、明责任的精神仍可供人理解与借鉴。本篇对此只作古代礼制现象的记述,不作预测判断,亦不涉休咎之论。
古之凶礼是王朝礼制的组成部分,邦国有忧则由礼官依目定仪、遣使恤问,带有鲜明的政治与伦理色彩。今日它已不再行用,转而成为礼学与史学的研究对象,人们从中观察古人如何以制度回应患难、安顿人情。古今之变在于其从治国的仪典变为可读的文化文本,本篇仅述其制,不作预测判断。
| 1 | 凶礼 |
|---|---|
| 2 | 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 |
| 3 | 五目 |
| 4 | 丧荒吊禬恤 |
| 5 | 邦国之忧 |
| 6 | 大宗伯 |
| 7 | 古代国家礼制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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