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间歌谣是民众口头创作、随口传唱的韵语作品，包括山歌、小调、号子等体式。它不署作者，在传唱中不断被改写，同一首歌常有多种异文。歌谣与劳动、节令、社交紧密结合，是口头文学中流传最广的一类。其采集自《诗经》国风、汉乐府以来断续不绝，今天的采录普遍采用录音录像方式，连同方言与伴奏一并保存。
民间歌谣通常分为山歌、小调、号子三大类。山歌在山野田间唱，曲调高亢，节奏随气息自由舒展，多为独唱或对唱，内容以爱情、劳苦、讥讽为主，触景生情、见什么唱什么。小调经过艺人加工，曲调定型，结构规整，常以丝弦伴奏，流传于市镇与码头，题材最广，叙事的、抒情的、时调小曲都在其中。号子与劳动动作同步，一人领唱、众人相和，领句决定动作起落，船工号子、打夯号子、抬木号子都是典型。介于三者之间的还有田歌、薅草锣鼓、采茶歌一类，随劳动场合而定。三类之间的界线并不绝对，同一支曲调在山野唱是山歌，进了市镇配上丝弦、固定了结构就成了小调。
歌谣的生命在于传唱，而传唱总是伴随着改动。歌手多为即兴创作，现编现唱，眼前有什么就唱什么，对歌时一方起问、一方作答，套式固定而词句灵活。歌圩、花儿会、庙会歌会一类场合把对唱变成定期的集会，参与者既是歌手也是听众。正因为没有定本，一首歌在不同人嘴里会唱出不同模样，民俗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异文，异文不是错误，而是口头文学的正常状态。采集时记录演唱者、场合与版本，比整理出一个标准本更接近歌谣的实际存在方式。老歌手传给徒弟的，往往不是固定的词句，而是一套现编现唱的方法与成套的套式。
歌谣与生产的结合最为紧密。插秧、薅草、采茶、捕鱼、伐木、行船，各有各的歌：打夯号子统一抬夯的节奏，薅草锣鼓在田埂上敲打催工，船歌随水路与风力变化。劳动越需要协同，歌的节奏作用越突出；劳动越单调，歌的解闷作用越突出。节令一端，元宵、端午、中秋、歌会、庙会都有相应的歌，青年男女借对歌相识的情形在多地都有记载。可以说，哪里有集体的劳作与集体的聚会，哪里就有歌谣，歌谣的场景一旦消失，歌本身也就失去了附着之处。采集时把劳动动作、唱词与场合一并记下，才能还原一支歌在实际使用中的样子。
歌谣的采录有很长的历史。《诗经》中的国风多来自周代的采诗，汉乐府设机构采集民间歌谣入乐，此后历代的乐府、竹枝词、山歌一类都带着采风的痕迹。明代冯梦龙辑《山歌》《挂枝儿》，专收吴地民歌，是有意识保存当地方言歌谣的例子；清代李调元辑《粤风》，收录粤地民歌与瑶歌。近代的歌谣征集运动把这项工作推向学科化，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与《歌谣周刊》号召征集各地歌谣，强调照原样记录、不改动字句。此后各地陆续编纂歌谣集成，形成了庞大的采录资料。这些采录材料既是文学作品，也是方言语音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记录，价值不止在文学一端。
今天的歌谣处在两条路上。一条是原生形态的收缩：集体劳动的方式改变，号子、田歌失去了使用场景，会唱的人多在老年，记录与建档成为首要工作。另一条是舞台与课堂的转化：民歌被改编进音乐会、旅游展演与教材，传唱范围扩大了，但与原来的场合脱了钩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把各地民歌列入名录，认定传承人，组织展演与传习班；录音录像建档则保存了演唱的声音、方言与伴奏。两条路并不矛盾，前者保存的是活的语境，后者延续的是歌本身。两条路都需要有人持续去做，缺了采录建档，舞台上的改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今天原生形态的劳动歌谣随集体劳作方式改变而收缩，记录建档成为首要工作；同时民歌经改编进入舞台、课堂与旅游展演，被列入非遗名录并认定传承人，传唱范围扩大但与原有场合脱钩。
| 1 | 民间歌谣 |
|---|---|
| 2 | 民歌；山歌；小调；谣曲 |
| 3 | 民间文学 |
| 4 | 语言·谣谚·口传 |
| 5 | 山歌、小调、号子、田歌 |
| 6 | 即兴编唱、集体传唱、异文并存 |
| 7 | 集体劳作、节令歌会、庙会 |
| 8 | 诗经国风、汉乐府、冯梦龙山歌、歌谣周刊 |
| 9 | 非遗名录、舞台改编、录音建档 |
本词条由邱迎松（易粹民俗文化工作室主编）编纂，依《礼记》《仪礼》《周礼》《荆楚岁时记》《东京梦华录》等典籍与岁时文献整理，所述为民俗文化史事，兼及干支历法、阴阳五行的传统时间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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