敦煌乐舞与飞天

敦煌乐舞；飞天；窟

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了大量乐舞图像：飞天衣带飘举，飞舞于藻井与龛顶；伎乐天手持琵琶、箜篌、笙、笛列坐演奏；经变画下部往往绘有舞者独舞于小圆毯之上。这些图像自北凉延续至元，跨越近千年，其乐器的形制、持奏方式与组合，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。壁画之外，藏经洞所出的舞谱、曲谱残卷与供养人题记，记录了当时乐舞的名称与用途。飞天原为佛教中的天众，传入中土后逐渐褪去外来色彩，成为丝路乐舞交流的形象记录。

形制与源流

敦煌石窟现存壁画中的乐舞图像，主要见于莫高窟、榆林窟与西千佛洞。飞天多绘于窟顶藻井、龛楣与经变画上部，身形或作横飞的弧状，或作侧身疾飞，长裙裹足、巾带飘举，手中或托花盘、或持乐器。伎乐天则列坐平台，各执一器，可辨认的有琵琶、五弦、箜篌、笙、笛、筚篥、拍板、钹、鼓等，其中曲项琵琶与竖箜篌的形制描绘最为清楚，弦数、轸位与持奏姿势均可细辨。经变画下部常见舞者立于小圆毯之上，作拧身、出胯、翘足之姿，与中原乐舞的体态不同，具明显的西域特征。藏经洞所出文书中另有舞谱残卷，以令、舞、送等字标记动作次序，是研究唐代舞蹈编排的直接材料。

用处与场景

石窟中的乐舞图像并非装饰的闲笔。绘伎乐天与飞天，是为衬托佛国说法与净土庄严，观者入窟礼拜，仰见窟顶诸天奏乐散花，与塑像、经变画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礼拜环境。供养人画像之下常题写发愿文，注明造窟者姓名、身份与祈愿内容，乐舞图像多在此类功德活动中一并绘出。藏经洞文书中的曲谱与舞谱，则与寺院的讲唱、法会活动相关，僧人与音声人在这些场合奏乐唱导。此外，敦煌地处丝路要冲，过往使团、商队与僧侣往来频繁，乐工随行，新乐器与新曲调由此传入，壁画中某些胡乐器的出现，正是这些往来的痕迹。

民俗意涵

飞天本是佛教典籍中的天众，传入中土后，其形象逐渐与仙人、羽人一类的本土想象相融合，衣带的飘举与身姿的轻盈，与汉地绘画中所追求的气韵相通，外来图像由此获得本地的表达方式。伎乐天所持乐器来自不同地域，胡乐与中土之乐并列于同一平台，说明当时人对这些乐器并不作生熟之别，一并纳入供养之用。经变画中舞者所踏的小圆毯与拧身出胯的姿态，保留了西域舞的体态特征，是丝路乐舞交流留下的痕迹。乐舞图像跨越千年持续绘出，其间风格由朴拙转为繁丽，构成一部可以逐年比对的图像史。

今昔之变

二十世纪初，藏经洞文书流出，敦煌乐舞引起中外学者注意。此后研究者据壁画与文献，复原了琵琶、箜篌等乐器的形制，并依舞谱残卷推求唐代舞蹈的动作次序。以敦煌壁画为题材的舞剧与舞蹈作品自二十世纪后期陆续出现，舞者着壁画中的服饰，模仿拧身出胯的姿态，形成可辨识的舞台语汇。另一方面，洞窟本体成为受限的参观对象，实行预约、限流与轮换开放，数字采集与高清摹本使图像可在窟外观看。乐器复原与乐谱释读的工作仍在继续，研究者借助多光谱摄影辨认褪色的线条与题记，图像记录逐年增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