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夏小正》是传世文献中年代最早的物候历文本，旧题夏代遗文，今存于《大戴礼记》第四十七篇。全书依十二月次序记事，每月系以星象、气象、草木鸟兽之候与当行农事，文辞简略，是中国最早按月编排的岁时记。其正月雁北乡、二月仓庚鸣诸条目，以生物现象标记时令，为后世月令文献与七十二候体系的上溯源头。本条只述其文本性质、记事体例及其与月令系统的承接关系。
《夏小正》今存于《大戴礼记》第四十七篇，旧题夏后氏之遗文，故以夏名，相传即孔子所尝征引之夏时。然其成文年代，历代学者聚讼不一，大抵认为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其中材料当有甚早之来源，而定本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。全书篇幅甚短，约四百余字，分十二月记事，每月先举星象或气象之候，次列草木鸟兽之动，末附当行之农事与政事。其文辞质朴简略，句式短促，颇存古语之遗，与《尚书·尧典》所记鸟兽孳尾、希革之类同调。因其所记以物候定时为主，而非依节气推步定历，故通常被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物候历文本，也是考察先秦时人岁时观念与农事节奏的重要凭据。后世传本有宋代傅崧卿所校之《夏小正戴氏传》，以及清代诸家考订之本，文字异同与句读歧异之处尚多，读之者须与传注并观。
《夏小正》记事以月为纲，一月一条，条目之间不相统属，而大体遵循星象、物候、人事三段之序。正月之文首举启蛰，次言雁北乡、雉震呴，又记鱼陟负冰、农纬厥耒、囿有见韭诸事；二月则记往耰黍、初俊羔、采芸，其中有仓庚鸣、鹰则为鸠之文；其后三月记桐始华、田鼠化为鴽，五月记螳螂生，九月记雀入于海为蛤，十二月记陨麋角。此类条目以候鸟之去来、蛰虫之出入、草木之荣枯标记时令，即所谓物候。其记雁北乡者，谓雁自南而北；记仓庚鸣者，谓黄鹂始鸣。全书所候多以动植之变验天时之迭，而不以推算之法求节气，正见其时观象授时仍以目视身接为主，故各月所系之物，往往随所见而录，并无整齐之候数。书中于物候之外兼记农桑之事，如三月摄桑、妾子始蚕，五月种黍菽，九月树麦，皆以物候之至定播种收获之期，正见其为农事而设的实用性质。故同一物候在不同传本中或存异文，读之者当以传注校正，不宜据后世候名强为改动。
《夏小正》以物候系月的体例，为后出之月令文献所承。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首章、《礼记·月令》、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三文大抵同源，皆以十二月配五行、五方、五帝、五神，每月之下罗列天象、物候、政令与所宜所忌，其结构远较《夏小正》繁复，而按月记事之骨干则一脉相承。三书之中多有与《夏小正》相合之候，如蛰虫始振、鸿雁来、仓庚鸣之类，可见其取材有所沿袭。至于五日一候、三候一气、一岁七十二候之完整体系，则至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始具其形，后世历书递相沿用。就源流而论，《夏小正》所存之零散物候条目，可视为七十二候体系的上溯源头，惟其间尚无整齐之候数与配气之法，二者不可等观。且此一承接并非直线相传，其间历经多次增饰与改易，故同源之文彼此异同并见，须逐条比勘而后可论其因袭之迹。
《夏小正》与《月令》《时训解》诸篇虽同属月令一系，而性质与取径有别。《夏小正》为记候之书，所重在观测所得之生物现象与当行农事，体例疏略，不涉五行配属，亦无政令禁忌之文；《月令》则为施政之书，以阴阳五行统摄四时，将物候纳入天子居处、服色、政事与祭祀的整套安排之中，物候反居其次；《时训解》则纯为候应之书，以五日为一候，取物候之失常作为政令不时的征验。又《夏小正》所记各月之候，与后世七十二候的名目与次第多有不合，其取物自成一格，未可径以后出之候名比附。三者名目相近而体例各异，考校源流者当分别观之，不宜混为一谈。再则《夏小正》旧或称夏时、古月令，皆为后人就其性质所加之称，并非本书固有之名，取以与《月令》对举时尤当留意其时代先后与体裁差异。
今日农历与二十四节气仍通行于农事与民俗之中，七十二候之名亦常见于节气介绍。然农时安排多依气象观测与积温数据，不再以雁北乡、仓庚鸣之类物候定耕作起止。《夏小正》的价值，主要在于保存先秦观象授时的原始记录。
| 1 | 夏小正与先秦物候 |
|---|---|
| 2 | 夏小正；夏时；古月令 |
| 3 | 物候历文献 |
| 4 | 《大戴礼记》第四十七篇 |
| 5 | 约四百余字 |
| 6 | 分十二月系星象物候农事 |
| 7 | 雁北乡、仓庚鸣、陨麋角 |
| 8 | 月令、十二纪、时则训 |
| 9 | 七十二候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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